20世纪的世界史坛，欧美史学一直占着统治地位，中国的史学并没有多少分量，印度、阿拉伯的史学也是如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但总的说来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近代以来，欧美的经济一直走在前面，所谓近代的社会科学，是从西欧发源的，史学也不例外。用科学的方法结合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成就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现象，使史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在西欧也主要是19世纪的事。所以，迄今为止，史学上可称之为规律性的东西，如概念、定义、范畴、社会分期以至各种方法论大都是来自西欧的，是总结西欧的历史实际而得出的，这里面应该说有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的真理，但也有一些属于西欧的特殊性的东西。另外，欧美所建立、发展的历史学体系，往往也充满了对第三世界历史的轻蔑、误解、歪曲等等（有意的或无意的）。第三世界的新史学是后起的，是学习、借鉴了欧美史学的先进成果而来的，在学习其普遍性真理的时候，学者们往往把其特殊性的东西，甚至是对东方的曲解也接受过来。我们缺乏根据第三世界本身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史学规律和方法，拿来补充、修正西方的理论或与之抗衡，这自然就使我们的史学只能在人家的框架下运作，缺少自己的独立性。
中国是史学大国，但长期以来史学不过是经学的附庸。本世纪初的一些国学大师们向西方学习，开始建立中国的新史学，可是并没有形成体系。即便是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陈寅恪，他对西学的掌握也多在语言文字、宗教文化方面，对当时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等似不大注意，所以他做的是“不古不今之学”，只能在中国政治、文化、民族诸史中有所发明，而并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胡适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可是他拿来的只有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没有把史学整理出一个体系来。解放以后史学注重理论，现在多责难其以论代史、空论太多，其主要原因是当时我国的许多史学家不大了解19世纪西欧的社会科学，难以深入研究理论（这一点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讨论中表现得很明显），更误认为哲学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史学理论本身，所以也建立不起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
第三世界史学缺少用本土资源建立的理论，可举我国史学的一两个例子来说明。一般说来，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这是根据西欧的经验得来的。中国的封建时代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和西欧不同，可是我们也只能强调经济的自然性质。其实西欧学者在分析其封建经济时，用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以人口、工资、物价的变动衡量其发展变化，甚至评价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庄园主是企业家，并不认为它是自然经济（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学者们曾就自然经济问题进行过讨论，肯定了封建时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二元存在，有所突破）。又如，西欧封建时代的国家支离破碎（关于这个问题也有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其民族国家的形成开始于14、15世纪，称之为现代国家，其标志为王权强大、官僚机构形成、建立了常备军、有了全国统一的法律等。其实这些东西中国从秦汉起就都有了，西方学者认为，那些是不合理的、非理性的，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统治。于是，我们也就执着于研究自己的专制主义，而羡慕西方“自古就有”的民主。
第三世界史学缺乏独立性的最明显表现，是在世界史中没有我们的地位。在许多世界史著作中的古代部分还能看见四大文明古国之类，可是从1500年起甚至更早一些，人们看到的就是西方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向亚、非、拉美广大地区的进军，向全世界的进军。换言之，是“白人的负担”式的大炮、军舰的进军与西方的理性、民主、科学的进军。而第三世界在世界史中失掉了自我，只能被边缘化或半边缘化。所以到现在为止，可以说还没有一部真正的世界史著作，没有一部能体现世界性的世界史。西欧人一般不写世界史，他们的世界是基督教世界（新译出的《剑桥世界近代史》，原文并无世界一词）。苏联曾集合其全部史学家，于50年代开始编写出世界通史，是按五种生产方式把全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综合在一起的，可是书中的俄国中心主义相当突出，而且也是用西方人的眼光看世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50年代起，集合各国的史学家编写了一部《人类史》，副标题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本意是要写出世界各国都能接受的历史，宣传人类世界的和平共处。可在编写过程中就充满了争论，写出来的成果也不为大家所认同。麦克尼尔所写的《西方的兴起》，连他自己也承认是用帝国主义的眼光看世界，认为世界历史就是欧美文明向全世界的胜利进军。斯塔夫里阿诺斯写的《全球通史》，自称要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可是他看到的是西欧有着喜好扩张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导致它征服了世界。
不可否认，西方自近代以来走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前列，他们创造的许多东西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要很好地学习。然而，把世界史理论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对立的理论却是不可取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我们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史学体系，没有从自己的历史实际出发而建立的相应的理论和方法，就只能在世界历史中体现为西方的附庸和边缘。所以自哥伦布航海以来的世界史，就是西方冲击、东方回应，或者西方侵略、东方反侵略的世界史，而缺少东方的自主发展。我国史学界多年致力于批判“西欧中心论”，可是只能在哪里西方写的少一点，哪里东方多写几句这种技术安排上下工夫，并不能从体系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其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所依据的体系是西方的，难以摆脱“西欧中心论”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发展，已经逐渐形成自己的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因此在文化上也更自觉地要显示自己的存在，向以欧美为主流的文化发起冲击。不过这方面的战斗更为困难，因为西方的文化霸权也更强有力地在发挥作用，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现代意识形态模式，的确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史学的情况也是如此。但令人欣慰的是仍然不断有人为建立第三世界各国独立的史学体系而奋斗，努力把世界史改造成为真正的世界史。
这的确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首先要对西方的史学理论做一番“解构”的工作，以识别它的体系中哪些是共同性的东西，哪些是它的特殊性。这就要对西方的文化史、思想史，以至其史学史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对它的理论、概念、方法等由以建立的材料进行重新考订，看它的理论是否有充分根据，是否真的有道理。其次，要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结合普遍性的规律寻找其特殊性；从其真正的特殊性中通过比较研究探求其普遍性的东西。我们不但要做脚踏实地的大量实证性研究，而且要能上升到理论，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这种工作需要一批史学新人，需要真正通晓本土与西方的学术，有宏观理论思维能力，又能做微观实证研究的人。做这种工作也不可能立竿见影，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但垄断的坚冰已开始被打破，建立真正世界性的史学体系的道路已经开通。祝愿在21世纪第三世界的史学能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把世界史改造成真正的世界史。祝愿我国的史学家在这一过程中能发挥有力的作用，使我国的史学真正走向世界。
